从2010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甘犁就一直担任中心主任,同时也是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及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

甘犁平时生活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授课、调研、讲座、拉赞助,来回奔波于中美之间……

有争议的数据

住房空置率数据,曾引发过无数争议,甘犁的团队打算在今年6月发布他们的调研结果。在他们的报告中,这一数据达到了20%以上。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5%至10%是空置率的合理区间,10%至20%是危险区,20%以上则说明商品房存在严重积压。

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过商品房空置面积,当时的统计指标也超过了国际公认的10%的警戒线,因指标定义和统计方法等存在争议,该数据被任志强为代表的部分市场声音指责为“儿戏”。有趣的是,争议的结果直接消灭了数据,2008年起,国家统计局不再发布相关报告。

甘犁十分看好机构发布此项数据的影响:“目前,市场和政府已经足够开放,况且这只是一份学术报告。”其实,甘犁的自信至少还来源于两个没说的理由。

首先是对调研科学性的信心,比如调研采用随机抽查,在工作日、非工作日,早中晚三个时间段都去调查,如果五六次住户都不在,才认定空置,这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另外,这其实早已不是机构第一次成为关注焦点。2011年8月,第一轮调查访问结束,32个调查小组、343人次,历时47天,足迹遍布25个省、80个市县、320个社区(村),一共采集了8438户样本。调研的结果是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因为对资产、负债、收入、保险、就业、支付习惯等敏感家庭金融信息进行极其细致的描述,弥补了官方数据的空白,一炮而走红。

真正把机构推上风口浪尖的,是其在2012年12月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数据。报告称,2010年城镇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0。然而次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称,我国基尼系数在2003年为0.479,之后逐年连续上升,到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其后几年逐步回落,到2010年降为0.481。

两份数据悬殊如此之大,究竟哪个更靠谱?除了社会、媒体关注,这一话题还成为各个学院统计课堂上的热门话题。其后,学者岳希明、李实发表《我们更应该相信谁的基尼系数?》,对甘犁的数据进行了全方位质疑,甘犁则回复《以公开科学的抽样调查揭示真实的中国》,力陈调研设计的科学性。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论坛上,网友“diba252”从学术外的视角来进行评价:“无论西南财经大学的结论是否准确,起码这是向着准确的一次靠拢。学者们敢于挑战权威,本身就是值得赞赏的。这体现了大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首先解决好统计数据的服务对象,才能更好地发挥数据的作用。”

会哭的访问员

这个背靠西南财经大学的公益性学术调查研究机构,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明星团队。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在全国具代表性的家庭层面金融数据库。调研团队的构成由清一色的西南财大在校师生组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背景。团队成长也顺风顺水,首期调研就获得了西南财经大学1000万元的慷慨援助,还通过人脉关系获得了来自央行的支持,在各地派出专员帮助团队与社区建立联系。

当然,争议也不少。最大的质疑还是来自于机构样本采集量和国家统计局的40万户仍有相当的差距。但从国际经验来看,8000多户样本对民间调研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美联储与芝加哥大学合作的美国消费金融调查,2007年之前25年的样本量为4000户,而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赞助的收入动态跟踪调查,2005年的样本量为5000户。甘犁一再强调,在严格随机抽样的前提下,抽样误差随样本量的增加以几何级数递减。简单来说,如果用8438户来推断总体均值,抽样误差约是总体标准差的1%,已经可以比较精确地反映总体情况。

算作积极回应,2013年9月开始的甘犁团队的第二次调研规模大大扩张。1600多人次经过158天的访问,共完成28228份样本。

除了样本量增加以外,还有一个数据也让甘犁颇为自豪。调研的“拒访率”从2011年的11.6%进一步下降到2013年的10.9%,这在全世界的资产调查中属于最高水平。目前,芬兰能够达到10%,不过这是在国家立法规定不能拒访的前提之下;在德国拒访率高达70%;而国家统计局根本就没有公布此数据。“拒访率数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容易接受访问的人和经过努力才接受访问的人时间成本差异很大。拒访率越低意味着样本偏差更小。”

甘犁将成绩归功于学生访员的优势。他们身上常常有一股倔劲,一次不同意就来第二次,不愿意入户就约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再聊。天津访员张采薇在调研日记中记录,自己3次贴条留言被拒,最后通过打“亲情牌”才获得独居老人的认同,成功地入户访问。“财经院校的女生多,被拒之后有些人就直接哭了起来。要我是受访者也肯定没法拒绝。”甘犁笑着说。

除此以外,机构还建立了一套完整流程来控制质量。比如,每个出访员配备电脑,问卷采用输入的同时传回录音;比如,建立专门核实团队,专门核对录音和录入情况,出现差异时进行电话回访;比如,让访员成对出行,相互学习访问技巧,遇到问题合作解决。专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团队的国际视野,在美国得克萨斯任教的甘犁有机会从长期与美联储合作的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取得真经”。团队成立之初,核心成员就专门赴美接受系统性培训,拿回材料接近200万字,内容涉及计算机系统使用、访问技巧、问卷和问题的阐释与理解、如何紧急救护等方方面面。

 

模式的“盲区”

眼下最让甘犁头疼的是缺钱。2013年调研规模扩大后,成本也跟着翻了一番,一场调研下来花掉2000多万元,平摊下来,每户调研开销达到700多元,远远高于市场类调研机构。尽管项目带来了名声,但受教研经费的限制校方也不可能无限提供款项。近期,机构拉来了农业银行和汇付天下两大“金主”,暂时性地减轻了压力,不过,考虑到未来还要继续扩大样本容量、增加研发实力,目前的资金仍然杯水车薪。

除了资金方面困难重重,机构核心成员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个问题。调研是个系统工程,尽管两年才有一次大规模出访,但前期准备培训,事后发布报告,定时电话回访,调整方法、改进设计等工作都劳神费力。机构出名后,前来寻求商业合作的企业确实不少,他们普遍希望能借助团队为自己的产品做个专项调研。“农行和汇付天下之前也提到过想做定制化的产品,但目前我们的精力实在是很难满足。”资金和精力“掣肘”的背后,其实是模式的“盲区”。

在美国,目前有3类机构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做类似的事。一类是包括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内的200来家公益性机构,调研基本数据全部公开,经费由政府资助。二类是像兰德一样的国家级“智库”,本身不专门做调研数据采集,通过承接联邦政府项目,并为其提供报告研究来获取收益。三类是像彭博一样的信息集成服务商,靠为企业提供金融市场历史数据、价格、交易信息、新闻等信息赚钱。

让甘犁觉得尴尬的是,按照当前国情,3条道路都不具备可复制性。首先,我国公开金融数据非常有限,还谈不上集成;如果做成纯粹的商业性企业,那么学生和数据资源都不可能任意使用;想做成纯公益机构,校方资金有限,大规模的调研开支将变得不可持续。“目前,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调研数据方面做公益使用,靠帮企业做研究报告收入来补贴调研开支。”甘犁感慨,“对于机构目前要做哪些事我心里很清楚,但是3年之后走到哪一步却没法判断。”

“20年之后,你们搜集的数据和撰写的报告或许都已经过时了,但这个教育国人数据重要性、用数据说话的过程意义重大。”这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送给好友甘犁的鼓励。

经济日报 报道 | 记者 郭文鹃